苏格拉底为你“大开脑洞”――品品哲人的“将之道”

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这是一道可以千古争论，但千古也不会有定论的问题。以将道标准来衡量，一名毫无军事经验的成功商人当选将军多少有点荒谬。但作为大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对为将之道的思考与回答，绝非仅是搪塞或安慰竞选失败者。

古希腊时期，雅典的将军由公民选举产生。在一次竞选中，最终获胜的不是那些久经沙场、战功显赫的军中骁勇，而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成功商人。

一位落选者实在想不通，雅典人为什么要推选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商人担任将军，于是就向苏格拉底倾诉。他痛斥选民无知，历数自己的战功，把满身战伤展示给苏格拉底看。苏格拉底在沉思之后，有几分同情又略带遗憾地回答说：“一个在私人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人，也许最具有赢得战争的领导素质。”那位当选将军的成功商人姓氏名谁、指挥了哪些战役、取得了什么战绩，已无据可考。但苏格拉底所说的“领导素质”则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作为军事统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包括战略眼光、思维品质、情操胸怀、意志品德等。这些素养的培养、生成和外化运用就构成了为将之道。苏格拉底对倾诉者的遗憾，也是在叹息他徒有军人之勇，却无为将之道。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古今中外，对将帅筹划指导战争、统兵打仗的能力素质要求莫不力求完美，甚至近似苛刻。以将道标准来衡量，一名毫无军事经验的成功商人当选将军多少有点荒谬。但作为大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对为将之道的思考与回答，绝非仅是搪塞或安慰竞选失败者。

为将之道，首先要有战略眼光，能够理解和把握未来战争走向，并把这种理解和把握上升为军事战略。在军事和战争史上，具有战略眼光的“外行”并不鲜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交战国的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普遍认为战争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法军从最高统帅到普通士兵普遍认为战争一定是短期的，而且充满了快速的运动战。但战争中人们期待的快速运动战没有出现，把战争双方拖得精疲力竭的是在一层层一道道堑壕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凡尔登绞肉机”的惨烈，更是出乎许多将帅和军事家的意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在1897年，波兰籍银行家兼经济学家布罗赫就已经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对未来战争作过十分精准的预测。他在《技术、经济、政治关系中的未来战争》一书中认为，由于文明的进步和工业的潜力，战争会变得持久和具有整体性，战场上的决斗将变成工厂、技术和资源的较量，兵力的重要性退到了第二位，并且由于科技的进步和武器伤力的增强，将军和士兵会变成纯粹的屠机器和被屠的对象。

一战的进程和结局与布罗赫的预测高度吻合。遗憾的是，布罗赫不是军事将领，他不能把对未来战争的理解上升为军事战略。更遗憾的是，那些掌握着战略制定权的职业军事将领，不少人恰恰缺少布罗赫的战略眼光，缺少对未来战争的理解。

作为将帅，最致命的缺点是眼界狭窄，而专业依赖则是导致眼界狭窄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就发现，决策者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把自己的选择范围看得太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施利芬计划”就属于典型的例子。从纯军事角度来看，“施利芬计划”可以说是一份新颖、大胆的两线作战计划，反映出一种以劣胜优的新思路。计划的最初制定者施利芬元帅，虽曾位居德军总参谋长的高位，但他的思维眼界却始终没有超越军事领域。他不仅不懂政治，甚至厌恶政治，一生只考虑军事问题，或者说只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在“施利芬计划”中，他对破坏中立国的国际地位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以及战争对国内经济水平的要求考虑甚少，结果这些都成为导致德国一战战败的重要原因。

一战结束时，法国总理克雷孟梭曾感慨地说：“战争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不能委之于将军。”这话从字面上看有失偏颇，但从军事家的为将之道上讲，却有几分道理，那就是将帅不能只懂军事不知其他，更不能只谈军事不顾其他。

信息时代，自主无人技术、网络攻防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高超声速技术等颠覆性技术快速发展，大量新机理武器装备正运用于战场，军队呼唤越来越多的专家型人才。对将帅来讲，则要求更高，既要有敏锐的政治远见，又要有高超的军事才能;既要懂得政治战略，又要谙熟军事战略。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更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果断的决策力、精准的掌控力。

今天，这些将帅必备的能力素质绝非仅靠军事领域的努力就能获得。它需要将帅们站在更高的视野，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多领域的知识，不断创新和探索，并做到融会贯通，才能最终铸就赢得战争的领导素质。（宋永健、薛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