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减刑、假释作为刑罚变更执行的重要措施,是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重要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于激励罪犯积极改造,促进罪犯回归、融入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今天(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发布会,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主要内容。

最高法审监庭庭长夏道虎坦言,前些年,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之后,减刑相对较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过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个别案件违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甚至暗藏徇私舞弊、权钱交易。规定的出台,就是要进一步从实体上统一减刑、假释案件的办案理念、裁判尺度和执法标准。

统一减刑假释办案理念标准

记者发现,规定是对2012年7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修改完善。

仅仅4年,最高法为何要在短期内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完善?

夏道虎解释说,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对于因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同时规定,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法备案。这些规定都需要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据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法律监督”“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的明确要求。2014年1月21日,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从严把握实体条件、完善程序规定、强化环节责任、严惩腐败行为4个方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提出新要求、新标准。

为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和中央政法委意见精神,最高法迅速出台了一系列贯彻举措,全面推行“五个一律工作要求”,发布减刑、假释程序性司法解释,建立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案件备案审查制度,建立监督检查长效机制,定期公布典型案例,开通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大力推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审理工作更加规范、透明,有效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近年来,全国减刑、假释案件平均每年在60万件左右。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减刑、假释的规定过于原则,实际操作问题目前主要靠司法解释细化和明确。

夏道虎认为,减刑、假释的司法实践中,遇到不少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例如如何界定减刑、假释性质问题,如何科学设置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以保障刑罚最佳执行效果问题,如何均衡适用减刑、假释以更好发挥假释功能问题,如何完善财产性判项的执行与减刑、假释的关联机制问题。新规的出台是对这些问题进行统一明确的规范,也是进一步统一减刑、假释工作的办案理念和标准,确保案件公平公正的迫切需要。

六类罪犯从严控制减刑假释

为澄清司法实践中对减刑、假释性质的认识偏差并纠正一些不正确做法,规定在第一条中即明确,减刑、假释是激励罪犯改造的刑罚制度。罪犯只有积极改造,表现优异者,才能获得减刑、假释。

夏道虎介绍说,减刑、假释的根本目的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是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积极改造罪犯的一种奖励性措施。适用减刑、假释,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和实现刑罚的目的。

据了解,规定的修改严格规范了“从严控制减刑、假释罪犯”的减刑、假释工作。对职务犯罪罪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金融犯罪罪犯以及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严重暴力性犯罪等依法应当从严控制减刑、假释的罪犯,新增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从严的规定。

此外,规定新增了对决定终身监禁的贪污、受贿罪犯不得再减刑、假释的规定。对死缓考验期内故意犯罪但尚未达到情节恶劣,不执行死刑的罪犯,在明确死缓执行期间重新计算的同时,新增了“减为无期徒刑后,5年内不予减刑”的从严规定。

针对实践中一些罪犯减刑过快过多,实际执行刑期偏短,特别是对一些重刑犯的刑罚执行存在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等问题,规定通过科学测算,对有期徒刑罪犯、无期徒刑罪犯、死刑缓期执行罪犯、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罪犯,在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上均做了相应调整,以便有效发挥刑罚的功能。

夏道虎告诉记者,规定的修改注重解决司法实践中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难点问题。例如罪犯又犯新罪以及原判死缓、无期徒刑罪犯发现漏罪后,已经实际执行刑期、减去刑期的处理；减刑、假释裁定在再审案件中的效力认定；罪犯履行财产性判项情况与减刑、假释关联等难点问题,这次都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便于实际操作。